谁都可以媚俗 但大学不能

  纷争背后隐喻着一种社会心态:谁都可以媚俗,但大学不能,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

  舆论为何瞄准“真维斯楼”?

  清华骤然冒出个“真维斯楼”,一时满城风雨。校方回应,捐资给校园建设并予以冠名,在国内外大学中非常普遍。在清华,以企业命名的楼也不鲜见。果然,打开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官方网页,大楼的冠名权招标是明码实价的:软件学院馆5200万元,生物医学馆1亿元……

  是啊,举目四望,全国校园里有多少企业赫然冠名学府,大家何以独独对“真维斯楼”不依不饶?而引起“围观”争议的,又岂独清华?前不久,北师大一教授在微博告诫学生,“40岁时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这两天,云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又傲然对MBA学员炫富,更提醒同行:“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

  以前被人们敬仰不已、并视为“象牙塔”的大学,如今接二连三地放下身段,取悦商场,这样的“不约而同”,恐怕不仅仅是缺钱那么简单。

  清华的委屈是真实的,那些忽然被当成舆论靶子“示众”的教授们也有理由喊冤。试想,倘若一个“全心投入教学”的教授,一个全心供奉学术的校长,一个全心“追随兼容并包,恪尽学术自由”精神的大学,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有生存之虞,该如何选择?

  在一个“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的社会环境里,大学要做到遗世独立,难。

【寓言】狮子分肉记

狮子让一只豹子管理10只狼,并给他们分发食物。


豹子领到肉之后,把肉平均分成了11份,自己要了一份,其他给了10只狼。


这10只狼都感觉自己分的少,合起伙来跟豹子唱对台戏。虽然一只狼打不过豹子,但10只狼豹子却没法应付了。


豹子灰溜溜的找狮子辞职。狮子说,看我的。


狮子把肉分成了11份,大小不一,自己先挑了最大的一份,然后傲然对其他狼说:你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


为了争夺到大点的肉,狼群沸腾了,恶狠狠的互相攻击,全然不顾自己连平均的那点肉都没拿到。


豹子钦佩的问狮子,这是什么办法? 狮子微微一笑,听说过人类的绩效工资吗?……


第二天


狮子依然把肉分成11块,自己却挑走了2块,然后傲然对其他狼说:你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


10只狼看了看9块肉,飞快的抢夺起来,一口肉,一口曾经的同伴,直到最后留下一只弱小的狼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豹子钦佩的问狮子,这是什么办法?


狮子微微一笑,听说过末位淘汰法吗?……


第三天


狮子把肉分成2块,自己却挑走了1块,然后傲然对其他狼说:你们自己讨论这些肉怎么分。


群狼争夺起来,最后一只最强壮的狼打败所有狼,大摇大摆的开始享用它的战利品。狼吃饱以后才允许其它狼再来吃,这些狼都成了它的小弟,恭敬的服从它的管理,按照顺序来享用它的残羹。


从此狮子只需管理一只狼,只需分配给它食物,其它的再不操心 豹子钦佩的问狮子,这是什么办法? 狮子微微一笑,听说过竞争上岗吗?……


最后一天


狮子把肉全占了,然后让狼去吃草。因为之前的竞争,狼群已经无力再战了,于是只好逆来顺受。


豹子钦佩的问狮子,这是什么办法? 狮子微微一笑,听说过和谐社会吗?

2010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之《蝴蝶有声》(王陆)

蝴蝶有声

   ──大连书简


 


一、 致女儿


小鳄:


    电视上说杭州又有雨。看来,在杭州,伞比服饰重要。没打伞去西湖走走吗?你的第二故乡,要多走走。在西湖深处走,会帮助你另有感触。我真想有一个时间在杭州或者桐庐住。在大连呆长了,对大海对悬崖都没有认识了,能走走西湖和富春江,把心温润一下,再回到大连,可能就不一样了。人,是需要用陌生的东西来对照自己的。


    现在课量很大,许多写作不能完成,但我还是要每天写一点,有时写不了,也要思索一下。思想和感情不应该间断,要始终流水一样。


    我买了几本原版书,都是好书。有一本是The Good Earth(《大地》),Pearl S. Buck(赛珍珠)写的。原本是给你买的,准备寄给你。但我随便翻了几页,就被吸引了。起先,是零星的时间看,等看到第八章讲到主人公Wang Lung一家在大饥荒中的挣扎,我的心就放不下了。这些天,白天夜里都在看,波澜的心好象是我少年时的样子。有两处我流了眼泪。一处是大饥荒时,女儿已经奄奄一息,Wang Lung将仅有几个豆子嚼成汁,嘴唇对着嘴唇,“watching her small lips move, he felt himself fed”;另一处是逃荒时,Wang Lung知道汤里的牛肉是儿子偷的,他把肉抓了出来,扔在地上,而妻子O-lan把肉捡起来,洗了洗,又放回锅里。为什么我能流泪?证明伟大的文学不会死,证明我的心也没有死。


    其实,我早已经不看长篇了。都是想看,看不下。像前几年,英国V. S. Naipaul的A Bend in the River(《随河流而转》),南非J. M. Coetzee的Disgrace(《羞辱》),国际国内都是很热的,书价也都是很贵的,我都买了,但连一半都没看上,就搁下了。几年前,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买来了,也只看到一小半。书可能都是好书,我只都指责自己。


The Good Earth是1931年的作品,快八十年了,还能吸引我这样的世故油滑之人,不得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中国文学界有那么一种说法:《大地》是专捡中国农民的丑地儿写,农民那么多的觉悟和革命都是躲着写,是心不正,诺贝尔奖给她是睁瞎眼。所以,那时大学中文系和英语系的学生看不到这个作品。我们伤害了这部伟大的作品,也伤害了作者伟大的心。写中国农民,长篇有,短篇也有,我看,至今也没有写过这部作品的。为什么这么说?一是这本书有广阔的中国品质和中国文化,二是有饱满的人道主义情怀。诺贝尔奖能给她,说明诺贝尔奖委员会有眼光,有人类感情。


    我并不了解Pearl Buck,但,从字里行间,我就知道Pearl Buck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就知道她对中国农民那种浩瀚的情怀源头在哪里。主人公Wang Lung仿佛就是你曾祖父,也仿佛是你祖父,也仿佛是我,有卑贱,有向往,有愚昧,有勤劳,有温敦,有狡黠,有善良,有狭隘,有自以为是,有不屈不挠,等等。作品里时时处处有托马斯·哈代式的抒情,也有“三言二拍”式的白描,屋头明月,不一般。作者那高尚、深厚的情感,更不一般。一个美国知识女性在中国饥荒和战乱的洪流里,不是像张爱玲那样抚花吟月,泪一把,粉一把,也不是像李叔同那样索性遁隐,论因说佛,煞有介事,而是走近烂苇破席遮蔽的河船,走近野狗争扯的死尸,不得了啊!想一想,中国那时有几个作家能做到这些?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能把心放在生活里。那时我读中文系,对文学,对人民,对是非,是有热血的,而现在,却眯缝着眼,福祸趋避算得紧呢,像饲养场的鸵鸟。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除了去读人民,去写人民,还有别的选择吗?说这些,是恨自己辜负了文学,也是希望你。要多走,每年寒暑假,在杭州和大连之间,不要总是飞来飞去,要坐火车,要坐汽车,走不同的路线,城市要走,乡村偏远的地方也要走。在名胜古迹里是看不到生活的。


    小鳄,你是英语专业,应该潜心读Pearl Buck,她是你的好老师。Pearl Buck对中国生活的英语式表达很有一套。简单举几个例子:我们管老父亲叫“老爹”或“老爷子”,她用的是the old man;农民重男轻女,若生个男孩,会自豪地说“生了个带把的”,她写出来的是,It is a man child;我们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她写出来的是Land is one’s flesh and blood;我们请客时会谦虚地说,“没什么好吃的,凑合凑合吧”,她写的是”It is poor stuff—-it is badly prepared”。等等。都是词典查不到的,却一笔揉和了两种语言的品质。没有深刻的生活,没有层层的锤炼是写不出来的。有一个情节,是主人公Wang Lung在田地里听到妻子怀孕的消息,是这样写:It seemed as ordinary as that to her! But to him—he could not say what it was to him. His heart swelled and stopped as though it met sudden confines. Well, it was their turn at their earth. He took the hoe suddenly from her hand and he said, his voice thick in his throat, “Let be for now. It is a day’s end. We will tell the old man ” (对于她来说好象没怎么当回事儿,但对他来说,怎么说呢,说也说不清的。他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都不听自己使唤了。他夺过她手里的锄把,嗓眼咕噜着,“到这儿吧。收工。赶紧告老爷子一声。”)中国人的内敛,英语式的体现,经纬针线,都有了,抗揣摩。看Virginia Woolf你可能看不下去,但你要是看这个,一定会看下去的。这本书不仅应该算作美国文学,它更应该算是中国文学,是中国的大文学。


    你在这学期选学了先秦文学和明清散文,我非常赞同。中国文学是美丽的。像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归有光的《先妣事略》,王船山的《石崖先生传略》,都是宝贵的散文,比一些所谓世界文学泰斗的散文都要好。但是,没有传播。历史的原因,我们英译汉的多,汉译英的少,质量好的更少。这个工作需要人来做。望你身在浙江大学校园,心能更深远一些。向Pearl Buck学习。到这儿吧。


                                               老鳄


                                                           2007-3-26


二、致学生仲琴


仲琴同学:


    你好!谢谢你的中秋贺卡。你的文章我都读了。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写出这样大的报道,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花朵盛开,最陶醉的是园丁。当然,我不是一个好园丁。


    有关《俄罗斯新报》记者安娜·普利特卡芙斯卡娅之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是愤怒。我还有绝望。关于安娜被枪杀的过程,各家媒体大同小异。我在美国杂志SALON看到一篇稿子,叫The silencing of Anna。深刻。寄给你,可能会对你有帮助。顺寄安娜的三张照片。悼念一下这位伟大的女性吧!人类几千年的公式了,正义与邪恶,从来没有停止过。


安娜之死与前几天在俄罗斯发生的银行家被杀是不一样的。她不是利益集团间的牺牲品,而是一种民间、一种正义和一种勇气的被毁灭,被一种机器和一种谋略给毁灭了。这个事件对现实世界可能是有预言的。当一个集团利益强大的时候,它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它想摧毁的任何个人和正义,甚至它会摧毁一个文明结构。


    安娜那本给她惹祸的书《肮脏的战争——一个俄罗斯记者在车臣的见闻》,我只在网上读过几个片断。我对车臣战争的源起和过程所知不多,无法判断其中的道德尺寸和权利尺寸。但我知道安娜在做的事情是,她爬出了官方的定义,用人性的眼睛,用生存的信仰写出车臣的另一面,是细节。明明是一只蝴蝶,却偏要铁蒺藜的封锁中抖擞着翅膀,发出旗帜一样的呼啦啦的声响。不是疯了是什么?所谓正义,从来都是这样,遍体鳞伤。


    我总是说俄罗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许多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都不以为然,甚至许多俄罗斯学生也不以为然。都说俄罗斯懒惰,粗糙,都说俄罗斯青年酗酒,不懂道理。可是我是了解俄罗斯的。这个民族即使是无精打采,即使是冰封三尺,也有声响。蝴蝶有声,闻者震荡。像屠格涅夫,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像肖斯塔克维奇,像帕斯捷尔纳克,像索尔仁尼琴,都是。安娜·普利特卡芙斯卡娅也是一个。即使是忧郁的,甚至是神经质的,也是有合金般的强度。


    我给你们讲过鲁迅的篇章,讲过巴金的篇章,也讲过张爱玲,讲过李叔同,讲过郭沫若,形形色色,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用带血的喉咙在呐喊,有的是用真诚的良心在自责,有的是在闭目自语,有的是在耍花招。时过境迁,一目了然。


    巴金说过,可以不讲真话,但绝不能讲谎话。巴金说的是自己的良心底线。我也一直把这看作是自己应该有的原则,所以我充实而平安地到了今天。但我发现,长时间不讲真话也是一种出卖,出卖后代,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不能原谅的。真话,如果不能一次讲出来,要分成批次来讲。如果不能分成批次,那就点滴地讲。点滴的真实也有巨大的渗透力量。光荣的,要讲,要让光荣在垃圾堆里绽放;耻辱的,也要讲,要让耻辱在后人的目光中枯萎。是文学或者不是文学,这个并不重要。


    有一个mp3材料,发给你,是焦晃朗诵的鲁迅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我每次听,都有热泪盈眶,仿佛历史和鲁迅都还活着。那种感情,很复杂。血写的往事,就是这样,无论当时是怎样的惊天动地,怎样的让人悲痛,时间一久,就成了云烟末节了。刘和珍能越过一代又一代地活下来,成为不熄的火炬,是仰仗鲁迅!鲁迅有真理,有是非标准,有戳天之笔,所以,鬼魅魍魉得意不了,所以,青年血渍除刮不掉。我必须要说,鲁迅的后人,包括我,都是侏儒一样的。我们这几一代人是不配让你们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走的,咳,我们哪还有什么肩膀啊?


    祝你安全。


                                                        2007-9-6


三、致朝鲜学生朴同学


朴同学:


    谢谢你带给我的朝鲜邮票。尽管我不认识朝文,但我都理解,都熟悉。那套鸟类邮票我最喜欢,这些鸟我能叫出名字,她们是朝鲜翠鸟,对吗?我在朝鲜的古典扇画中见过。她们美丽而坚强,能穿越寒冷的天空。这些天,中国人都在四川汶川地震的消息里,那里的情景如地狱一般。人,是最脆弱的,他比任何动物更能生情流泪,还能幻灭,但,人又是最坚强的,人的心底都有荆棘之根,浸着泪浸着血,反而会生长得更尖锐。


    你也有这样穿越寒冷的坚强的心底。记得去年寒假,我回学校取工资,看到别的留学生都回家了,整个A6楼里就你一个人,读报纸,查辞典,心里就对你另眼相看。请你去我家过春节,你也不去,我就相信,你一定会有出息。一个青年能忍耐,能苦心,什么大事干不成呢?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的藏书你是可以随便使用的,你有困难,我会尽力帮助你。这么多年,这么多学生,我情愿让他随便使用我藏书的,你是唯一的一个。我不知为什么对你总有一种牵挂。大概是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吧。其实,还有一种因素,就是我对朝鲜这个民族的感情。因为我父母在朝鲜咸兴生活了16年,我大哥大姐和二姐是在那里出生,在1943年日本人迫害华侨的时候,是好心的朝鲜邻居郑泰吉一家帮助他们逃离了朝鲜。这我跟你讲过。


    但最近,我有一种感觉,你这个春天有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我说不出来,但能感觉出来。不是因为那次课间,我看到你抽烟。也不是因为那次聚会,你醉得一塌糊涂。不是这些。你已经过了18岁,又是一个男孩子,抽点喝点,甚至情绪过头一点,都不算什么。谁还没有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是从你那个样子一年年走过来的。我说的那种让我担心的感觉来自你的细节和深处。我刚才看了一下学生考勤手册,你已经三个星期没来上课了,我多次给你发了短信,你都没有回音。你在忙什么呢?我想起那次你喝醉后在卫生间呕吐时我看到的情景。我看你两个手腕和胳膊上都有烟头烙伤,烙伤下面有针伤。我没敢往深处想,但,我还是想到了。


    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接触毒品了?


    如果不是,最好;如果是,我希望你能思考。你不是一个简单的青年,你的成长以及你的智慧会推动着你思考自己。在大连一年多,你的汉语能力已经从生活层次上升到了文化层次和学术层次,你的思想也在打开,流通南来北往的时代的风。这都是我所欣慰的。但你的情绪并不好,非常敏感,容易激发或者熄灭。记得那次在校广场的上岛咖啡馆里,你看着窗外的风雪,想到了在平壤的妹妹,说她的学校没有取暖设备,不知道她冻伤的手现在怎么样了。大家都在聊天,就你,一下午都没转过情绪。还记得那次课间,你拿出你的诺基亚手机,突然叹了一口气,说朝鲜老百姓干一辈子也挣不出来这么一个手机。我看到你眼圈都红了。我能看出来你牵挂和慨叹的心底,是深情,是期待。我猜想,你是不是因为这种心底的情绪得不到延伸,所以才这样麻醉甚至伤害自己?


    看你现在这副荒废的样子!你爸妈要是知道了,会是什么心情啊?还有你妹妹,你在她心中可是比长白山还高大啊!一个青年在起伏颠簸的路口,难免有思想和感情的纠纷,甚至不知方向。但我要警告你,不管现实有多么沉重,不管你有多少情绪的理由,你都没有堕落的权利。


    我经历过你那样的时期。一次是1975年,那时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是一波接一波地穷折腾,只会说大话,不会搞经济。国家是这样,孩子能好哪儿去?大学不招生,学生就没有目标,就不爱学习。那时我上了中学,每天就是和一帮混子凑一块儿,抽烟喝酒打群架。我四姐看不下眼,当着我同学的面骂我是“二溜子”。第二次经历是八十年代末那段时间。我那时在北京研修,新结识的一个朋友,是中国的天才诗人海子,他就在那年的开春卧轨自杀了,血浆像花瓣一样铺在北京尖锐的路基上。我当时没有哭,只是感觉心里是苍茫的,没有依仗。那时北京青年知识分子里,一见面最大的话题是“你怎么还不出国啊”,“你还呆这儿干什么啊”,可见当时是多么没有信心。我还去过基督教堂呢,第一次交手祈求过所谓上帝。还有,回到大连后,揣着钱在斯大林路一带寻找过放荡,裸露过龌龊。我理解:在迷茫和寻求的时代,人容易纷纷扬扬,也容易堕落。堕落能把灵魂撕裂,甚至说,能让灵魂死亡。斗玄,你能了解中国这几十年的航程,就能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也就能认清自己的脚应该往哪儿走。


    人生如同航程,起程,远去,甚至沉没,但目标总是满载而归。我相信你。你现在就是春天的航程。任何伟大的人物和事物都要成为历史,更伟大的人物和事物总是随着你们青年人的航程登陆的。去年新年联欢会,你唱的那首朝鲜歌曲《晨露》我印象很深。你还给我翻译了一份中文歌单,我记得是“熬过沉沉黑夜,片片草叶凝结着一颗颗晨露,比珍珠更绚丽,而我心中的哀伤也恰似晨露凝结 ……”,但后面我记不住了。麻烦你给我发来一份完整的歌词,我想放在我的博客里,送给勇敢的四川汶川人。


    差点忘了正事儿。这一周的阅读作业是《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文章《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书面作业是:文章说“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为什么?你要结合文章,写出自己的分析,不少于500字。下节课收。


                                                         2008-05-30

2010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之《以父之名》(陆敏)

 一
  
  不是母亲打电话提醒,肯定又是忘了。这个月的某一天,父亲的忌日,烧纸给他。这样的提醒一年数次:鬼节、冬至、他的生日,还有清明与除夕夜。我总是忘掉,却也并非因为被“生”的事情忙着或闲着——他活着时,我就不大会记起他。
  母亲说,她要送来叠好的金元宝与银元宝,很多,因为今年是他去世整二十年。母亲与父亲并谈不上有感情,可能还相反。但母亲对这些事一直很记重。我都能看见那个画面:阴天的下午,午睡了起来,她叠起元宝,手上全是金粉银粉,光线不好的客厅,她习惯了节约电,也习惯了长期的独居,连续几天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在外面喝茶,在银行排队,听的士司机责难油价,热腾腾地活着。接到母亲的电话,嬉闹的笑还来不及收掉,几乎不相信:二十年了!这么长……同时一阵惊惧,倘若母亲年老健忘了,甚或也去了,就没有人再会记得父亲了。他与世界最后一点形式上的联系,将会在我手上彻底断了。
  十一岁的女儿用粉笔在地上画圈,给亡灵们的纸钱要烧在一个划定的圈里。外公、外公,她颇有兴致地念叨着,平常她不可能喊出这称谓。她与我父亲没有见过。
  父亲不知我的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养、买房、换工作。这二十年,我做了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他都不知道。
  那许多的仓皇、打击、恩爱、凶狠,他都不知道。
  我十六岁时,他死的。他都不知道,我后来又长高了一些。
  我给渐渐旺起来的火喂纸,母亲叠成的元宝们打着滚、萎缩着消失了。
  也许任何一种灰烬都会随风上扬,但纸钱的灰,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黑色、灰色的,在路灯的光晕下盘旋,像是真的通到了天地鬼神。我长久地看着。女儿找到一根小树枝,游戏般地挑动灰烬,让没有烧完的纸灰重新红通通的。
  这纸糊味好闻。女儿嗅嗅她的手。
  别捣得太碎,他们得不到了。
  这——是——迷!信!女儿轻声地、带着学生气。为什么要烧纸呢?她每次都要这样问一问。
  我盯着慢慢白了的灰。为什么烧纸呢?亡去者永远不知,生存者亦知虚无。
  
  二
  
  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
  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他们两个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两个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校长等有头有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的烟、谈论国家大事。
  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同意: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
  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
  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
  有一次,写到“春风和煦×××”,他问前来取对联的小个子男人,指着第四个字:“认得?”“不,怎么可能认识呢。”矮小的邻居高高兴兴地摇头。“你呢?”父亲问我。
  三年级的我紧张起来,父亲从来没问我的成绩,我考的许多一百分他从不知道,三好生等许多的荣誉……我常常感到分享的人很少。可是,这个字偏巧我不认识。父亲没做声,继续写,也不教我,邻居打招呼走了他也没停。那整个半天我怏怏不乐。我其实并不真想在父亲面前显得多么出色,但我生气他如此没有道理的考验。这种随心所欲,让我感到莫大的生疏。
  我一直记得那个半草的“煦”字,大红的纸、黑墨。我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字。
  除夕前全家大扫除,他只负责一件事,替大家擦皮鞋。他很有兴致,一只只先抹去旧灰,接着,浓浓地上油,放着,“养”一会儿。然后找来一小块旧的真丝布,紧贴着皮面不要命地飞速地抽动。再旧的皮鞋,这样子一弄,都亮得惊人,他快活地把一家人的皮鞋排在一起。浓浓的鞋油味,非常洋气地往鼻孔里钻着。大年初一,我穿上他擦过的红色猪皮鞋,然而这鞋子是上一年买的,我嫌小了,有些挤,只穿了小半天,便换下来了。他竟不高兴了,像嫌弃乡下孩子似的:“最起码的……一个人,要学会穿皮鞋……”
  我那时不大清楚、到现在也不以为然,一个人。会不会穿皮鞋,有什么要紧之处。有一点,现在我擦皮鞋,跟他的习惯一模一样。尤其是最后一道,真丝布与皮质之间的摩擦速度,我相信那对于皮鞋的亮不亮,很关键——这些所谓的细节,在别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也并非说我多么珍惜,但我与父亲所打的交道实在太少,况且,童年的事,一旦记上,就一直记着了。
  正月里,父亲几乎每天都打牌到很晚,摸黑回来,还有酒气,裤口袋里乱糟糟的,全是牌桌下来的零钞。他早上起得很迟,替他准备的四只水浦蛋,热了又凉了。如果这天没有人请“春子”,吃午饭时他就跟我们一起。他不太说话,很快吃完,用一条手绢擦擦嘴,然后到外面,到光秃秃的晒场上转圈子。他一出门,我才开始真正放松地吃起来,让妈妈给我拣瘦肉,嚼出声音,添好几碗汤。我不习惯他在我家的饭桌上,有他坐着,我吃不好。
  实际上我相当地怕他。我记得他曾经打过我,就在短暂的寒假里。某天,奶奶母亲忙碌着做鱼做肉时,我吃了一块她们熬出的油渣。不巧,却是块嚼不烂、咽不下的油渣, 我刚要吐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严厉地命令我一定要吞下去。我嚼了又嚼、咽了又咽,却还是难以下咽。七八岁的我很快哭起来,父亲继续骂我。他甚至踢我,用他的皮鞋踢我的腿。可能并不是真踢。因为并不怎么疼,可我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我不要过年。
  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这么利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
  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更多父亲的事情。这虽然并不能够使我轻易地谅解父亲当时用皮鞋踢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宽容地推测:每一个回乡度假的春节,他是不快活的,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体恤他——他在南京另有他的生活,他正周旋于他的个人欲望之中。他看到老家、看到我母亲,是气恼与回避的。他是借“油渣”拿我撒气;可能,他也生气我对他的不亲昵。再进一步说,他跟我一样、跟母亲一样,也是一个没有体会到天伦之乐的人,他同样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
  
  三
  
  父亲与母亲的事情,错在他,并且有许多令人羞耻、被乡人传说的细节。那些事情,而今说来也不新鲜,无非就是男女,故也不必全部回忆出来。况且他为此受到了很严重的惩罚,甚或牢狱之灾,甚至不止一次。他先后两次成了劳教分子,他的罪名叫“生活腐化”。
  有一个情节,如同想象力糟糕的小说,母亲说给我听过。父亲的第二次出事,举天下皆晓,独我们全家不知。暑期快到了。时为老师的母亲还浑然不觉地跟她的同事们说:今年要早点把家里的玉米收了,带孩子到南京好好玩一玩……终于有两个女教师不忍心,尾随我妈妈上厕所,她们的手放在裤腰带上,却只是假装要解手,然后,在臭气熏天、苍蝇翻飞的学校厕所里跟我妈说:你还说什么去南京!你家小孩爸爸又给抓了!
  我的记忆始终在我所知晓的母亲的这一方,父亲当时在南京的具体情形,永远无从得知。总之,他后来的病,当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谓抑郁成疾,他得的是肝病。
  我相信,作为从乡下飞出去的鲲鹏,父亲曾是个心高的男人,对自我的期许也是高的。我听许多人说起过他杂拌儿般的才能,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会修收录机或是缝纫机之类,烧得一手口味清淡的好菜,桥牌打得溧亮,投篮时三分球十发九中,钢笔字比毛笔字还好,模仿毛体字活灵活现。许多人赞赏他,当然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他在南京的那些男女之事。但人生的后几年,他声望急转直下,连村头荷锄者都用轻蔑、谴责的语气谈论他。他回家来过年,没有人再请他写对联了,更不要说吃“春子”、打牌玩钱。他被道德压得脑袋冲下,满嘴是泥。
  而人们曾经对他多么好啊,记得有一年奶奶在春节里做寿,却碰上下湿雪的天,父亲在晒场上放炮仗,脚下一滑,跌了个很难看的大跤。要是别人,大家肯定会笑话整个正月,可对父亲,大家却夸了他整个正月,说他是个真正的孝子,他为老母亲跌个大跤呢。人们对他越好,他一出事,对他便越差,或是显得越差。这种对比,是可怕的。
  幸之,他慢慢就得了病,面色白亮白为黧黑,身体浮肿;然后,他死在南京,可以永远地不再回来过年了。
  故而,我与他的生分,到后期,也有顺应时势的意思,我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我站在大部分人的这一边。我似乎是母亲的小卫士。很多同情妈妈的女人说我有主心骨。但也有很多人,花了太多的时间谈论父亲的奇事,并慷慨地眷顾到我:一个在南京城工作的入的女儿,一个劳教分子的女儿,一个老师的女儿,一个第一名的好学生。走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刚刚闭上的嘴,连比我小的孩子们都想方设法用他们的方式对我施以侵扰。这一年,我刚上五年级,母亲决定让我跳一级,离开她所在的小学,直接送我到外地亲戚家上初一。她给大家的解释是:那里教学质量高。
  这样,像拔萝卜似的,我被突然拔离了家与母亲,离开了我家的蓝色窗户。蓝色木窗,这是父亲有一年过春节时突发奇想的作品,他自己动手刷的。每到春天,这蓝窗户配着我家的桃花与梨花,好看得不能再好看了。我最喜欢这一片蓝窗小景,它代表着我那个年纪对浪漫的高级想法。然而,这一走,我竟再没有机会在春天里看到这对蓝窗户了,从十一岁起,我只有寒暑假才回去,也算是个小小的游子。说实话,而今,我真愿意缩短几年的寿命,去换回我少年的某一个春日下午。放学的我,大老远地,欢喜地盯着我家的蓝色窗户,没有任何忧愁地蹦跳着往家里走。
  亲戚对我很好,包括那里的邻居与同学,但问题是,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事,这使我并不能正确地消化他们的友好。初中三年,自觉寄人篱下,颇为飘零。
  我在日记里夸大其词地描述一只猫所给我的温暖——那小东西,冬天的夜里,喜欢蜷在我的床尾睡觉,它热乎乎的身体,隔着被窝压着我的脚;我一个人穿过几大片田埂步行上学,初春的浓雾前后不见人,我百感交集地走;我盼望周末时妈妈来看我,她离开时,看着她替我刷干净的鞋和滴着水的衣服,抽泣得上气不接下气,晚上做作业,为了油灯摆放得靠谁更近,与亲戚家的孩子反目成仇,几个星期不说话。
  而与此同时,我学会了乖巧,我与不同的人都能谈得热火朝天,我习惯被另眼相看,也习惯不被重视,习惯亲亲热热,更习惯客客气气。我越来越像个好孩子。
  但我认为那三年我成长得并不好。记得某一天,有个外地的马戏团来当地表演,应当是较拙劣的吧,可我连看几场,心念闪动,萌发了跟着他们偷偷跑掉的念头,像受到命运虐待的孩子那样,让所有的人都懊恼去吧,他们本该对我更好……整个寄居的三年,类似这种孩子气、颇为阴暗的自我折磨,还有其他不少。这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呢?父亲。
  然而,又是然而,到我明晓男女事的年纪,到了这男女之事不再是事情的时代,我替父亲沉痛了。他的悲剧性清晰地浮现出来。我像理解并惋惜任何一个旧年代的中年男人那样理解他。所以直到现在,对各种此起彼伏、大同小异的出轨情状,我有着不太确定的心态,像是根本无所谓,偶尔也会来点道德洁癖,更多时候,觉得那根本就是落在人生之上的灰。生而为人,完全的不落灰,或许也是不真实的吧。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我对父亲的感情,我对他的认知,定型在一个过去了的时态里,这个时态顽固地告诉我:那些事情是丑陋的、令人唾弃的。
  也许。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改善的时机。
  四年级暑假,我被送到父亲那里呆了一两个星期。父亲的单位是个规模颇大的军工厂,食堂,影院、理发店、公共浴室等等自给自足。他带着我参观了一大圈,允许我每天下午到电影院边上的小卖部去买一个冷饮。南京的夏天很热,树阴却好,每天睡完午睡,我贴着树阴,到电影院边上去买一根“马头牌”小雪糕,边舔边看电影海报。我特别特别地想进去看上一场电影,但从来不敢跟父亲提这个想法。再说,吃着雪糕、看看海报,很不错了。我到南京之前,周围的小孩子们


都非常妒忌我,回去之后,我会详细跟他们说说下午的海报与雪糕。
  但我不会说我早上的食堂。父亲给了我一项任务——负责到食堂去打早饭,因为他是一直要睡到上班的。食堂里要排长队,要计算饭票与菜票,绿豆稀饭打在铝锅里,小咸菜放在倒扣的锅盖上,馒头或油条则插在另一个大茶缸里。我到底是个乡下孩子,非常不适应热气烘烘、地面油腻的食堂,手忙脚乱,每次买早饭都十分紧张,生怕丢了饭菜票或打翻稀饭。我个子又矮,窗口的女人会骂,语气凶且同情:这是谁啊,让这么小的孩子来打粥,看烫着了……这些,我不会跟父亲说的,只把他的一份放在他床头,如果哪天洒掉太多,我就不吃稀饭。
  直到回到老家,我把食堂那个女人的话学给母亲听,有些像诉苦。其实,并没那么严重,但总的来说,就算跟父亲单独呆了两个星期,他是他,我是我。没有交流。
  我倒记得他窗台上有一小盆茉莉花,我天天看着,闻它的清香,在夜里尤其地好。离开时,我倒舍不得那盆花了。
  
  四
  
  我对父亲的紧张与不适应,直到很多年后才解除。
  他得病住院的那一年,我已经到南京读中专了。他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母亲仍在乡下小学,她带的毕业班,正在最要紧的冲刺阶段。每个周末,我从学校挤公共汽车去看他,拿走他换下的脏衣,衣服上有便污,也有他吐的血。在我们女生宿舍楼的晾衣架上,我用衣撑摇摇晃晃地送上父亲的衣服,高高挂起,楼道里的女生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没有人注意到。可是我能闻到:就算漂洗了很多遍,他的衣服仍然带着医院与疾病的味道、男性的衰弱味。就像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对他还是没有丁点儿感情,虽然他害了重病。他对我而言,仍然只是一个寒假回乡度假的人,一个与母亲关系不好的人,一个对我很生分的人,一个我并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的人。
  某次洗衣服,发现他有件老汗背心破了好几个洞,洞的旁边则是褐色的血迹。宿舍楼公用洗衣问的灯光昏黄地照着,这突然让我怜悯起父亲来。那件略显寒苦的汗背心忽成了件婴孩衣服一般,情境怪异,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快要去了。一下子,我感到我不再怕他了,也不怨他了,他成了大病之人,他弱小。他在消逝。在一种近乎轻松的心境中,我到商店替他买了一件新的老汗背心,也就几块钱。没想到,这件事让父亲大为高兴,他对邻床的病友夸耀我,我的成绩如何好,中考总分全盐城区第三名!看多么懂事,才十五岁,帮我洗脏衣服!还替我买了件新的!一定是用奖学金的钱!她得的可是特等奖学金,全校唯一一个!这是父亲病危之后,他病友的妻子告诉我的,他的病友,比他早死半个月。病友的妻子来医院办什么事,隔窗看到昏迷的父亲,她忍住伤心泪,拉住我看了几眼:哦,你爸爸一直夸你懂事!成绩好!
  可我不领情,尤其不愿他夸我的成绩与奖学金。我所读的那个学校是个中专,正是他让我读了这个中专。在我们乡下人看来,中专是最好的,学费全免、发伙食费、城市户口啊之类迅速而可靠的回报。可这根本不是我要走的路!我只想读大学、一直往上,直到没有什么可读了为止——我从小擅长考试,在分数上我总会赢。在我无休止的哭闹争取下,母亲勉强同意让我报考高中,我高兴了,心中大定。但几天后,父亲从南京赶回来了,他与我的班主任连夜商量(一到高中,女生就完蛋了!就算她能撑住,但万一考不上大学呢),在志愿书送到县里的最后一刻,他们私自替我改成了中专:邮电!不是金饭碗也是银饭碗!他们高兴地向我宣布,像押了个大元宝。
  我的大学之路,就这样断送在父亲手里!虽然可能也有母亲及班主任等的意见,但,是他回来改的志愿!这真是活活杀了我呀,我对大学有那样的野心!我不能原谅。我从不隐瞒这一点,我对母亲多次坦白。
  中考的那整个暑假,我躲在闷热的蚊帐里绝望地躺着。为了庆祝我全区第三名的成绩以及邮电学校(哧,银饭碗!)的录取,家里大摆宴席,请亲戚、当地的人物、我的校长与老师们。我无礼地坚决不肯出来敬酒。他们在外面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啊,在欢庆我失掉的远大前程吗?
  直至今天,经过任何一个大学、哪怕是三流大学的校门,我都感到痛苦,跟当初一样新鲜和尖刻。时间丝毫没有减弱这一点。虽然我并非多么不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并可以理智地知道,没有经过高等教育,未尝不可算作是纵养出另一种野莽的天性。但这解决不了我执着不放的问题——踏上左边的路,就永远不知道右边的路。我不能不想,如果走右边,我会进入哪一个岔道,我将要碰到的人、经过的事,以及成为的另外一个人。
  父亲去世后,母亲丢掉乡下的教师工作,带着我与妹妹一起住到父亲留下的小房子里,她想让我们在南京生活,她有着本能的对城市的向往与占有欲。那几年,我们过得颇为艰难,一个细节我总忘不了:菜叶汤是一道很好的菜,但如果加了豆腐,那简直就完美,但不能太好,所以一块豆腐须分两顿来吃。我总记得母亲把一块豆腐小心地分成平均的两片,在浅色的碗里泡着水,她总惦记着换水,以保持那豆腐的不坏。很快我毕业到邮局工作了,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八十四元。母亲劝我:看,幸好你父亲替你改了志愿。你不要再生他气了。
  我数数那八十四块,存了五十块,三十四块给了母亲。我自己不用钱。不,我还是生他气。我与好几个初中同学保持着通信,我工作的这一年,他们都已经大二了,他们的信从各地寄来,落款上写着如砭我目的大学的缩写。虽然他们没有人考到很好的大学,可这并不表示我不会考到。可现在。我在数钱,多么羞耻的动作!我像任何人一样喜欢钱、知道它的实际且巨大的效用,可是我的第一笔工资,比他们早拿了三年,这大大毁坏了我与金钱的关系——我不喜欢花钱这个动作,它不能带给我轻松的享乐。我总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个不会挣钱的人,在教室里寒酸而虔诚地背书。我巴不得远离物质,可坚硬的物化的俗世严厉地给了我第一个没有声音的耳光,我顺从了,很早就与世故的社会亲密地并肩而行。
  我常常思念教室、思念我不存在的清贫而纯真的大学。我至今都会做上课的梦。我高兴地等着老师报分数,我知道我会是第一个被念出名字。
  
  五
  
  我只后悔我对父亲的两件事。
  他曾经给过我一个通讯录。那是我考上中专之后,我在纸上列下了我可能通信的所有人的地址:两个小学同学、很多的初中同学、我喜欢的化学老师、两个表哥、中考时认识的另一个因为考中专而愤怒的男生……写满了两张信纸,随身带着。寒假里,父亲偶然看到这两张纸,对母亲说:看,她都没想到写下我的地址。
  但隔几天,他找来一个通讯录,六十四开的黑皮本子,怪精致的,抄上我的那些地址正好。我很喜欢,但你们相信吗,我不要,就是不要,他的东西我怎么肯要。我在正月十五之前离家返回南京的学校了,把通讯录扔在家里一个显眼的地方。
  父亲则是过了正月十五之后才回南京——也挺有趣,他在南京工作,我在南京上学,但我们从没一起坐过长途车,我放假和开学都比他早,所以这也正常。听母亲说,在他离家之前,他把通讯录送给了我的小姑妈。小姑妈在镇上开了个卖床上用品的小店,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此地。我想,那通讯录,那画着电话与小房子的一格一格,她最多用来记记床单或被面的流水账吧。父亲去世后,我有些想把那个通讯录要回来,但不愿向小姑妈开口。我与父亲的生分,亲友们都知道。就算他不在了。我还要这个面子。
  他还曾给我送过一只西瓜,就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初夏。快要放暑假了,他到学校来看我,抱着西瓜,站在女生宿舍的楼下,我住在六楼,得爬。他在楼下喊我,但我不愿下去接他。宿舍的同学说:你爸爸在下面喊你呢。我说我知道,我装着忙于复习抬不起头。
  过了很久,他爬上六楼,脸色极差,衣服汗湿得贴在身上。我想起来了,公交车站到我们学校,本身就要走很远,我还想起了他的身体。我有些理亏,却更加感到一种不高兴。淡淡地说了几句,什么时候考完回家、车票订好了没有那一类的。他很快走了。我招呼同学吃瓜,红红的瓜汁四处淌着,她们吃着,都说甜。我一口没吃,说胃不舒服。
  两个月后,他突然发病,然后死了。
  现在想想,那一天,我本可以稍微热情一些,或者下楼去接他一下。或者,我该吃他一片西瓜。他送我的东西本来就少,我收下的更少。
  至今,我所保存的,只是他的一些照片,主要是大学时期的。他读的大学是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照片里的父亲在吊单杠,在男生小合唱,在长江大桥上跟他的同学们摆成革命的集体造型,他们的胸前都别着主席像章。照片全是黑白的,大小各种尺寸。下方颇为随意地用手写体标着日期与地点——全是父亲自己冲的,那时的理科大学,流行这样,暗房技术是起码的小活儿。
  偶尔翻看这些照片,公允地评价父亲的容貌,他是好看的、亲切的,当时正年轻,又健康,还那么快活的样子。我甚至有一阵子还挑出他的一张标准照随身带着,那黑白小照实在是文雅英俊,我是只取其炫耀性的审美意义:这个人是我父亲呢。其实我真不太相信,这就是我每一年在春节期间所接触的、那个不冷不热、陌生得令我浑身不自在的父亲。
  当然,加起来,哪怕从一岁算起,算到十六岁,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百来天。还不包括他有几年春节因为劳教没有回来。我总是无法清楚地想起他的长相,他活着时就记不清。
  我还无法明确他的年纪。当然,他死在四十四岁,要是活着,今年也才六十四岁。但这些年,我觉得他在变小,差不多跟我一般大了,而在不久,还将成为我的弟弟,直到我老了,甚至成为我的儿子——这纯粹是一种岁数的比拟,没有角色或情感的成分。我所感到的是,记忆里那个模糊的零碎拼图般的父亲,越来越抽象了,连年纪这一点也不像了。他到底是我的什么人?
  倘若他活着,我会教他上网跟人下棋?肤浅地展示我得到的某个荣誉?随意支使他替我女儿检查作业,在所谓的父亲节里买一件打折的T恤……这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女儿对父亲正在做的事。我放纵自己尽情想象着我与他之间各种形式的俗世友好,可是,真不像啊!我感到滑稽、廉价,像演戏——因为我知道这完全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就算他真的活到今天,我们一定还是不好。我与父亲,就是不合的。
  可是我一直很留意别的父亲们。可以做我父亲年纪的男人。我女儿的父亲。我同学的父亲,等等。我留意他们的父女关系,他们那么要好,像情人一样,真令我惊叹。我认识一个男子气十足的父亲,因为女儿的出国而大失风度,众人面前,只要提起,就会像老婆婆那样地红眼圈,我欣赏这个父亲的痴情。我偷看我女儿与她父亲的亲密,动物一样、他们缠在一起打闹,完全把我冷落在一边。我的一个女友,像骂儿子一样气狠狠地骂他高血压的父亲,老人家喜欢顽皮地偷偷喝酒。
  我旁观着世界上的父亲与女儿们。我知道那很好,但说实话,倒也不是多么羡慕。我心里始终有一块冷静的去处,那是结了冰的湖面。
  
  六
  
  父亲留在南京的小房子,四十平方米,底楼,没有地板,地上只是漆,红漆上刷着连环的空心梅花,看上去倒有几分立体感的华丽——若干年后,搬家,我在沙发角落里发现一个六边形的软铁皮模子,全是灰,上面残留着黄漆与红漆,原来这地板是父亲自己设计的。他的确有巧劲儿。我也有点儿,尤其是到南京之后,家里什么小东小西的坏了,我最喜欢捣鼓,并能神奇地修好,而母亲就爱说:看,你随你爸爸,脑子好、手巧……这总让我有一些扫兴,我回嘴:才不是!否则谁来修呢!这是没办法!
  遗传学并没有错,照母亲看来,我还随了父亲的许多方面:喜欢一切糯米的食物,数学好,讲话快,牙齿比一般人白。可这又能证明什么?血缘到底算什么?它给了我什么?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拜赐于他给我的什么影响?爱与同情,还是恰恰相反……倘若非要表现得有情有意,像一篇乖顺的文章去做个总结:是啊,那是我惧怕过的人,怨恨过的人,伤害过的人,怜悯过的人……去他的,这些词全都是隔靴搔痒!酸腐的文艺腔!我想我还是活得没良心一些吧,就像一片树叶,从哪棵树上掉下来的,有那么重大吗?
  父亲房中留下的那套家具有些怪。全黑、高光漆,很亮,上面用细金笔描着少许的山水画,又雅又怪,放在那么小的单间里,很不对劲。当然,我们搬进去住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了,真奇怪他为何喜欢这样亮亮的黑色。邻居们告诉我:嗨,鲁工(由于那些事情,他终身只是个助理工程师,但同事与邻居都喊他鲁工)可喜欢这家具了,他跟我们说,全南京就这一套……可是,这个……我们当时就觉得,家里摆着黑家具,漆亮漆亮的,有点像那个东西,不吉利啊……你看看,没住多久,他半夜就发病!吓死人哦,地上吐的全是血……
  事实上,我倒慢慢喜欢起这套家具。
  黑色的书桌,我天天晚上趴在上面用功,连考了四十多门课的自学考试、换来三个文凭(我还在为大学的事憋气,茫然地做无用功),一直到我结婚,用了它十二年。黑色梳妆台,堆满了我们的搽脸油,不值钱的,但小瓶子们颜色艳丽。黑色电视柜,母亲在上面放着她喜欢的旧茶叶盒,用做装饰。这套家具,看着我们吃了不少年的菜叶汤,苦日子衬着黑家具,般配。
  最终换房子时,这套家具也旧得很了,很多地方漆皮都翘起来。但母亲无论如何不愿意白白扔掉。家具于是被拆散了,电视柜与衣柜放在老房子里给租屋的人用。大床贴上皮子翻新。梳妆台母亲带走。我用得最多的那张书桌,则不知所终。那张梳妆台,至今都还在母亲的阳台上,被母亲搁着洗衣粉与衣架之类,细金笔勾出的山水画完全被遮住了。但它上方的镜子却还干干净净的,正映着阳台外飘着浮云的天。
  我伸过头去,我的脸便也被它照着,在浮云的背景里面容恍惚:镜中人不是我,而是二十年前,那个刚刚目睹父亲吐出最后一口浊气的女儿,以父新亡之名,她紧绷着脸,下巴硬硬的,看不出难过。

2010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之《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梁衡)

 


毛泽东智慧过人,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永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45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323毛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望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初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8 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他以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构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他以一个热情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更将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社;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的第一大触动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米粒, 爬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自认开荒任务,在西北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建国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剌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调皮的儿童,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5886日晚他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视察山东,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其功,信阳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不得不在19601023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度过难关。


到现在,情况虽大有好转,但他毛沿途看到了许多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还有社员出工不出力消极心态。房东悄悄地对他说“还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啊”。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这高。


郑州之后毛溯流而上,他很关心58年修建的三门峡水库。当时这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工程啊。诗人贺敬之以此为题材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河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 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在三门峡水库边他立马高坡,这里不是大水库却是一片湿地,但见烟水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一举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的沙害没有治住,反威胁到上游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他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大自然无情,这任十个水库也不够淤填的啊。 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因为它涉及的面更广,其显示结果的周期更长。


西北的水土流失一定会让毛触目惊心,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解放后毛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作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理时到山西视察,山西领导又重提引黄之事,时我以记者身分在场,又听到赵讲述此事。大约58年成都会议毛、陶对话时,赵亦在场。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只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解放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北坡进发,定都北京。这次过河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匠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进城后到70年代初,至少9次同她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这次毛重访旧地,我猜想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11 22日到19483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20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地主的老房。而当年毛的指挥部,整个一个党中央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着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所能企及。这次毛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解放已十多年了,还不能一扫穷和困。20年前边区月,仍照当年放羊人啊。发展迟缓的原因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史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在1931—1933曾认真作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为《农村调查》出版,他在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共产党人也不能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一个农民,天打雷霹死了他的毛驴,就说:“何不霹死毛泽东?”边区公安要以反革命逮捕这个农民。毛说,他这样说其中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虽土地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说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私塾的文化程度,苦学好读,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党风方面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这种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也被毛连同这篇文章一起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推说耳聋,很少再说话;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小会批斗,后在“文革”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这是后话)。今毛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着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象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象当年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上那在卧龙冈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离开陕北将要进京时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到中央那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作他的秘书。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到希腊神话里英雄安泰的故事。安泰力大无穷,无人能敌,但有一致命弱点,不能离开土地。一次敌人找准时机,将其托举离地,他也就不战自败。共产党本来是土里生,土里长的啊。他自己就有一段名言:“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离开陕北这块黄土地进城已快20年了,党像安泰一样离大地渐远,难道要失却活力?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原駞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腑身拉犁,弯腰点豆,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出陕西,经天水,到兰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西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贬官之地。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里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浏览,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治完黄河后又一路溯流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此时此地读来,两人就如跨越时空,灯下夜话,颇多共鸣。毛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在灯下展纸挥毫抄录了林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依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墙壁上。书罢林诗他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啦。但那个方向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全军覆没,徐向前只身乞讨返回延安,这是我軍史上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二是,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这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十年,似保摘帽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顺便做了两件事,一是接见了一些仍流散还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二是听取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一行逆黄河而上,又有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河南岸四川甘孜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绿草如毡,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


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


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


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4000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翻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要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顺大通河而下,入金沙江,便进入贵州、四川界。这里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线基地。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从战争中走来,总担心天下不稳,国家遭殃。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又力主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可以支持原子战争的大三线基地。他还把自己的老战友、新冤家彭德怀派来任基地三把手。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的威信的大战、硬战,都是彭帮毛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长征时的攻占遵义、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刚建国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其时毛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他要为民鼓与呼。这场争论其实是空想与实事求是之争。结果是彭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又扩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国大反右倾,株连500多万人。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春,毛对彭说:“也许你是对的。”便派他三线来工作。


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相会却在金沙江畔,在这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毛泽东盖世英雄,向来敢翻脸也敢认错。他在延安整风时对被“抢救运动”中错整的人脱帽认错;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的错误认错,说“家贫思贤妻,国难识英雄”,感谢陈云、周恩来。现在毛经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映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自四川境内,毛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秘书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起,田即自杀,这是后话)。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想起彭德怀关于个人崇拜的劝言,不觉怅然若失,心中隐隐自责。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至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解放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3月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批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196511月逮捕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少。


但有一次毛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自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之设想,毛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十分慎重。19581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了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作他的秘书。毛曾在1958329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41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这次毛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到24年后,19924月七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这是后话。


毛从四川入湖北,过宜昌到武汉。这次因是带着马队出行,毛当然不再住蓉园宾馆,他们选一依山靠水之处安营扎寨,这倒有了一点饮马长江的味道。毛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这里的诗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又想起19584月在这里召的武汉会议,在延续成都会议的思路,鼓动大跃进的同时,毛给那些很兴奋的省委书记们也泼了一点冷水。但全党的狂热已被鼓动起来,想再压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时的心态要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再从容一点,继续给他们降降温,后果也会好一点。


离开湖北进入江西不久就到庐山。这庐山堪称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座标点。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这里首先买地盖房,开发庐山。1928年到1947年,前后20年,蒋介石在这里指挥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这里起草“八一”起义提纲。1937年芦沟桥枪声骤响,正在山上举办的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前结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蒋介石泪别庐山。蒋离去十年后,1959年毛第一次登上庐山,住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别墅,看见工人正要凿掉“美庐”二字,忙上前制止,说这是历史。就是这一次在山上召开了给党留下巨大伤痛的庐山会议。1961年,毛欲补前会之错,又上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借用《礼记》里的一句话:“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痛感革命事业不可能有人给你准备好成熟的经验。这一次毛在山上说,他此生有三愿:一是下放,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一次长江、黄河;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入,让世人评说。他认为自己能好坏七、三开就满足了。1970年毛又三上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敲山震虎,与林彪已初显裂痕。还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蒋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无望,愿意谈判回归。19657月已初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有一条:蒋回大陆后所选的“沐浴之地”(封地)就是庐山。惜“文革”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庐山,毛的两河之行已完成四分之三。他决定在这里修整数日,一上山便放马林间,让小白马也自由自在地去轻松几天。他还住 “美庐”,饭后乘着月色,独自一人散步在牯岭小街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黄克诚合住的176号别墅,再远处是张闻天的别墅、周小舟的别墅。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忆想那次论争,虽然剑拔弩张,却也热诚感人,现在却人去楼空,但见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如果当时这庐山之争也能象三峡之争一样,允许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也不会这样。后来虽有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的补救之举,但他今天想来,心中还是有一种隐隐的自责。回到美庐,刚点燃一支烟,抬头却看见墙上挂着他59年一上庐山时的那首豪迈诗作:“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满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时可耕田?”他在自己的这幅放大的手迹前伫立良久,口中轻轻吟道:


安得依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


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


这诗,虽是自责,却椽笔蘸墨海,仍不失雄霸之气。他抽完一支烟,他又翻检了一下当日收到的电报、文件, 办了一会儿公,便用铅笔将这首诗抄在一张便笺上放入衣袋,题目为《三上庐山》,想明天在马背上再仔细推敲,然后上床歇息。(毛二上庐山时也写有一首诗,就那首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题照。)毛泽东在此修整一周后便催马下山,一路过安徽,下江苏,走扬子江、黄浦江,直往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8月。毛泽东将中央常委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后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9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的全党思想大提高);三是,总结教训,通过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12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12年)。因为到年底毛就满76岁,四年岁月,两河之行,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蓬勃,正堪大任。真是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



2009101日,建国60周年,万民同庆,举国欢腾。时我在天安门阅兵庆典的观礼台上,手机响了,收到这样一条信息:


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50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以北三百万平方公里仍归属中国。马英九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并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国内形势迅速扭转:达赖喇嘛躲进一个小寺庙专心念佛,宣称不再参与政治;24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980万亿; 129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2500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60%;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是一个善意的调侃,红色的幽默,也包含着一个集体的思考。过节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节庆,是共和国的生日,60岁的生日啊!人们忘不了开国领袖。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多好啊,这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他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虽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革也曾犯有大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而且人们总希望他还能一如前期那样的英明,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怀念,对未竟之业的遗憾。如果斗柄能够倒转,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这一切当然已不可能。我们也知道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还不行吗?这样的假想,也是后人对后后之人的提醒。历史不能重复,但是棋局可以复盘,在复盘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以利再战。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更是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


毛泽东是一本我们永远读不够的书。


                       


 

2010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之《再回兴义忆耀邦》(温家宝)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咬文嚼字》公布2010年国人10大常犯语文差错

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编辑部,27日公布了2010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十大常犯语文差错。

十大差错分别是:


    最容易被写错的成语是:美轮美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美轮美奂”也成为新闻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但其中的“轮”往往被写成了“仑”或“伦”。美轮美奂指建筑物高大美观,“轮”的意义是“高大”。


    最常被写错的地名是:黄浦江。“黄浦”和“黄埔”音同形近,人们往往把黄浦江错写成“黄埔江”。


    经常被混淆的词是:截止/截至。“截止”的意思是活动已经停止,一般用于某一时间之后;用于某一时间之前的应当是“截至”,如“截至昨日,已有上千人报名”。


    体育报道中经常用错的词是:囊括。2010年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囊括”一词频频见诸新闻,例如“中国军团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囊括金牌199枚,位居金牌榜首位。”语言文字专家指出,“囊括”的意思是无一遗漏,只要不是将所有的金牌都收入囊中,就不能用“囊括”。


    新闻报道中容易用错的词是:侧目。如:“他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令世界为之侧目。”这里的“侧目”应改为“瞩目”。所谓“侧目”,是指斜目而视,形容愤恨或者畏惧的样子。


    繁体字容易误认的是:晝。“晝”是“昼”的繁体字,常被误认作“書”(书)或“畫”(画)。2010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便把古诗名句“花市灯如昼”误读为“花市灯如书”。选入某教材的古文名篇《昼锦堂记》,也被误作《画锦堂记》。


    书名或栏目名称最常见的差错是:“精粹”误为“精萃”。不仅电视台、报纸的时事、文摘栏目喜欢用“精萃”为名称,连许多书名也跟着犯错。其实,“精”指经拣选的好米,“粹”指纯净而无杂质的米,两者并列,引申指提炼出的好东西。而“萃”常用义为集聚,是动词,如“荟萃”“集萃”等,没有精华的意思。


    最容易被误读的古诗名句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们普遍认为它描写的是冬天的景色,梨花开放透露出春天的消息,央视“青歌赛”上就曾出现这样的理解。其实这两句诗出自唐朝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它们是千古咏雪名句,写的是“胡天八月即飞雪”,并非实写梨花,也不是形容冬景。


    用汉字数字表示年份时常见的差错是:以阿拉伯数字“0”代替汉字数字“〇”。这一差错在2010年出现频率较高。


    在否定句式中经常误用的词语是:无时无刻。常常被当成“每时每刻”使用。语言文字专家指出,“无时无刻”必须与“不”搭配才能表达肯定的意思。而“每时每刻”常与“都”搭配。

【新闻素材】文化部:开演唱会需交不假唱、假演奏书面声明

新京报6月29日报道 为预防和打击假唱、假演奏,保护观众合法权益,维护演出市场健康发展,#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文化部日前下发关于建立预防和查处假唱假演奏长效机制维护演出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


鼓励演出合同注明反假唱


假唱、假演奏是指演员在演出过程中,使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代替现场演唱、演奏的行为。


建立假唱、假演奏预防机制,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和演员禁止假唱、假演奏的宣传教育,营造守法诚信演出和经营的法制环境。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重点监控的演出场所和演出类型,在受理演出申请时,可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提交防止假唱、假演奏保障措施的书面文件。鼓励支持演出举办单位在演出合同中明确反假唱、假演奏条款。要求演出举办单位或者个体演员申办演出活动,应提交不假唱、假演奏的书面声明。


帮助假唱最高罚款一万


加强演出活动现场监管,通知要求,对文化行政部门确定的重点监控类演出,演出前演出举办单位应当由专人核查和记录演出用音源情况和现场音响负责人、操作人姓名,确保责任到人,监控到位。


加大假唱、假演奏行为查处力度,通知明确,对经认定为假唱、假演奏的,县级文化行政部门要依照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予以处罚。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个体演员2年内2次因假唱、假演奏受到文化行政部门处罚的,除依法处以罚款外,应当吊销其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撤销其演出场所备案证明或个体演员备案证明;对为假唱、假演奏提供条件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杂弹】热捧“高考状元”折射教育功利化

这几天,伴随各地高考(论坛)成绩陆续发布,一些地方又开始热炒“高考状元”。尽管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规范高考成绩发布,一些地方特别强调不准炒作“高考状元”,但这样的一纸通知相比强大的逐利冲动,显然没有什么约束力。


热炒“高考状元”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高校争夺、地方奖励和商家炒作。


早在高考分数出来之前,各个高校就已经做好抢夺“高考状元”大战的准备,各种优惠政策五花八门,比如广东某高校就开出了今年广东省招揽“高考状元”的最高价12万元,同时免缴四年学费。西安某高校则拿出上百万元专款,鼓励各地高考尖子生报考该校。还有地方的高校今年也分别提高了“高考状元”奖学金,纷纷向“高考状元”抛出诱人的橄榄枝。


很多地方的“高考状元”们也可以从当地教育部门和他们的母校拿到奖励,毕竟,在很多人眼里,一个地方能培养出一个“高考状元”,就可能赢得更多的关注,提升一个地方、一个中学在全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而这对于凝聚人气和资本非常重要。


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在商家的追捧和包装下,“高考状元”已经成为消费目标,做广告、代言产品,他们所具有的市场潜力正在被全力挖掘。据说,有的“高考状元”去店铺买糖,也被商家挂出“热烈祝贺我市高考状元在我店购买糖”的横幅广告来促销。


3年前,重庆市曾试图将“禁止学校炒作“高考状元”写进《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最终因为争议较大,“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取消;1年前,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下令禁止公布高考排名,却引出了一堆“疑似状元”;今年高考前夕,海南、广东、江西、江苏等省市的教育部门又先后发布规定,禁止宣传炒作“高考状元”,但效果并不乐观。


每到高考季,热捧“高考状元”之风就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源于功利的巨大驱动器。热捧“高考状元”,既跟当前社会的浮躁症有关,又折射出教育功利化的趋向。


一些高校不惜重金争抢“高考状元”,有的其实就是借“高考状元”拉抬学校名气的指数,人为地制造“名校”之轰动效应,有的就是借录取“高考状元”的人数来彰显一所大学的知名度。一些中学热炒“高考状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突显自己的办学成绩,进而提升学校的地位,网罗更多的优质资源,吸引优秀生源。在一些地方,哪个学校出了“高考状元”,几乎就成为择校的风向标,“择校费”立刻水涨船高,各方的青睐和资源倾斜纷至沓来,学校所在的地方教育部门、政府官员也因此贴了一层金,增加了政绩砝码。而商家呢,贴上“高考状元”的标签,开拓了市场,赢得了面子,挣了银子,何乐不为?


热炒“高考状元”虽然更多的是一种功利行为,但由此带来的却是严重的不良反应。由于热炒“高考状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势必加重一些地方牢固坚守应试教育的阵地,依然视考试、考分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指挥棒,不仅会误导素质教育改革,还会进一步加重教育的功利性,加重择校热。


其实,要给“高考状元热”降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制定多少条“禁令”,发布多少个“通知”,也不在于媒体公不公布状元,而在于各地能不能真正推进素质教育,能不能均衡中小学的教育资源。如此,即使热炒“高考状元”,也不会成为家长们择校的风向标,最终炒热了择校,炒高了择校费,炒坏了教育公平,炒重了家庭的教育负担。(工人日报 )